丁力：我的学生李讷
李讷少年时代是进城后入校读书的，我正做这个班的班主任。
我原在建屏县下东峪小学任教时，虽与西柏坡近在咫尺，她留在毛主席身边，未来上学，故未见过面
学校迁进北京城以后，学生不分班级，也不分男女生，仍然全部住校。因为它基本上慢慢变成了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，家长实在太忙，无暇顾及子女。
一天，李讷星期一返校，交老师一个纸包，似乎很珍贵，请代为保存。
这很有点稀罕。
当时，同学们陆陆续续返校，我正忙得不可开交，顺手把纸包放好，便让李讷回宿舍去了。
夜阑人静，开始处理一天班里的杂务，忽然想起李讷让保存的东西，就又取出在灯下拆开纸包来看，万没想到，竟是叠成方块的一幅墨宝，上书：
李讷儿：
好好学习天天向上
毛泽东
这就是后来全国少年儿童代代传诵学习的，毛主席亲手书写的对新中国儿童、中国革命后代的殷切期望、关怀和教导。
当时，学校中央干部子弟较多，从来返校带回用的吃的东西，按校规都须交班主任代管，以免影响学习和身体健康。所以，我看后也未多想，按李讷的请求，又替她保管起来了。
大约转年，学校不知怎么知道的，才从我那里取走，略去了李讷儿三字，镶上镜框，悬挂在校部大门口的墙上，以鼓励全校师生，快出多出人才。毛主席关心的不只是李讷，而是新中国的小主人，一代人。
不久，经过新闻媒介，很快传遍了全国。
李讷为什么直交班主任，不向学校说呢？老师们都知道，毛主席的心意，不愿大家知道她是主席的女儿，好与一般同学一样，免得受特殊照顾，形成特权思想。从李讷身上，也可看出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后代的重望。在李讷之后入校的娇娇（李敏，李讷的姐姐）也是一样的。
而后，周恩来总理也特别关照，不要用小轿车接送学生，各单位派个大轿车就行了。学校在扩建中，也逐渐相应招收了附近的工农子弟。
这些做法，中央领导同志既关心革命后代，又用心良苦，也是符合毛主席本意的。
李讷每周返校，与别的同学不同，从不由家里带任何东西。当时，就我记得的，除了这张条幅，还有一支用过的红蓝铅笔而已。
那是一次李讷返校，高高兴兴来见老师：
“老师，我送你一样东西好吗？”
我未加可否，只是平淡地笑笑。不想使她扫兴，但也不愿违犯校规。学校规定，老师一般不要接受学生礼物，更不要接受贵重的礼物。
“老师，这是我爸爸才从苏联带回来的呀，爸爸送给了我，我用过了很好使呢！送给您好吗？”
原来是支粗粗的六棱红蓝铅笔，上边写着俄文字母，是苏联造的，且已用过。我学俄文，的确喜欢，也就破例留下了。
这支半截红蓝铅笔，保存了很久，舍不得用，可惜动荡中丢了。这就是我所知道的，李讷所带的全部东西了。
毛主席出访苏联回来，带给李讷一支铅笔，含义很深的。
李讷与别的同学一样，生长在战争年代，生活比较差，小时缺奶，是喝豆浆长大的，体质较弱。上学后，正长身体，有时家里给带来几个苹果，由学校转交班里，我也总是把她叫到办公室里当面交给她。
李讷的样子，是喜不自禁的，毕竟还是个少年儿童。她呢，也决不把苹果带回班里去吃，那样岂不又是特殊了吗？她抱着苹果，蹲在墙角里，大口大口啃咬起来。那模样，让当老师的，立刻会从心底涌起一种怜惜之情，都一样是自己的学生啊。
若是别的同学，早拿上边走边吃回班里去了。
每到这时，我不免一再嘱咐说：
“李讷，慢些吃，这样会不消化的。”
她还是很快就吃完了，抹抹嘴最后站起身来，说声谢谢老师，天真地笑了。还带点羞愧的样子，总是又“特殊”了一回吧？！
班里同学常常不断返校带回些东西，李讷也不免流露出质朴的羡慕之情。一次，班里一个女同学带回一支很漂亮的钢笔，李讷也刚返校报到，正在跟前，同学走了，她才悄悄对老师神秘地说：
“老师，我也有好看的笔呢，就是家里不许往学校带。”
她带着少年儿童好攀比的心理，说罢，天真地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毛主席对子女家教之严，也由此可见一斑。
其实她每次返校，老师是最放心的，从来都是两手空空。对别人要问：
“带了什么东西吗？”
唯有对李讷，只问：
“又听了什么好故事呀？”
“老师，爸爸又讲了‘三国’呢。”
这与李讷后来上北大学史，大约不无关系吧。
只师生二人时，李讷有时也很调皮，一次用湖南话学着毛主席说：
“勤务元（员），打水，洗脸！”
她带着小女儿对慈父的深情，不自主地边说边流露出顽皮、撒娇的神态。
可见，李讷在毛主席膝前，生活得多么幸福，父女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和乐趣的。
这时，师生也就会心地相对笑了。她在笑声中，语言的幽默和风趣，也特像主席。
李讷在班里，显得聪明又好学，很喜欢看课外读物，不自觉地养成一种毛病，回家拿着书看，竟带着书进了厕所，大读特读起来，以致很久也不出来。
家里，毕竟不是在学校，一切得按集体生活规律行动，而且是周末星期天，总是比较自由的。
她在毛主席身边，又是小女儿，自然受到关注。一天，校园里很不平静，阿姨们争先恐后地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里跑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：
“江青来了。”
一阵工夫，校长传话，让我去办公室，不知出了什么问题。
那时，进城不久，还是供给制，我穿的缴获傅作义部队的军装，布鞋布袜。
我一进校长办公室，校长正与江青谈话，只听校长最后说：
“我主张学生的教育，要善于诱导，要民主，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生活能力――”
谈话已近尾声，校长转向我，作了介绍，然后说，你和江青同志谈谈吧。
江青穿一身剪裁合体的西服衣裙，记得像是浅蓝色的，光泽很柔和。我不觉扫了一眼，可能引起了江青的注意，她解释说：
“没法子，这也是工作需要啊！”
心想，这话，倒是坦率的。因与我的服装，恰成反差。可能是我的表情，才引起解释的吧。
之后，谈话进入主题。校长说了教育主张，她连连称是，并亲自送校长走出门。她和我的谈话，也只是和一般家长一样，反映了李讷在家里的表现，有些不安，请老师多多关照而已。
我也率直地说了：“学校管理较严，又是住校过集体生活，特别对女生比较注意，尚未发现她到厕所看书的情况。”
“如有必要，您写个座右铭给她，以时时提醒。”
江青回说：
“老师费心，不必了。”
“那就等我找李讷谈谈，让她注意。”
告辞之前，江青提出，毛主席比较关心李讷的情况，有事望能及时说一声，好让主席知道。
这也本是家长的共同心理，人之常情，是无可非议的。
但我只是个普通教员，班里学生出了问题，只能向校领导反映，无法越级向上汇报的，感到有些为难。当时，心里还有种不好出口的想法：毛主席是不喜欢让李讷受到特殊照顾的。因而，未加可否。
所以，我从未向上汇报，也未向校方反映。李讷是个很好的学生，也确实未出什么问题。
李讷聪明过人。
一次上课，我以讲故事的形式，提出人生最尖锐的生死问题，让同学们抢答：
“一个村被敌军包围，全村男女老少都被押解到场地上，枪口刺刀对准了乡亲们的胸膛，让交出一名八路军，群众掩护这个战士，就藏在人群里――
敌军官举起手枪，气势汹汹地吼道：
你们听着，交出那名八路，重重有赏，若是不交，老子马上下令，让机枪把你们都突突了。我数到十，就开枪！”
问：“在这生死关头，如果你就是那名战士，该怎么办？
谁来回答？”
教室里一片沉寂。一双双小眼睛在望着老师，人人在苦思冥想――
我开始数数：一、二、三……
突然，一个同学举手，我点头示意，起立回答，只听她大义凛然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“如果是我，就挺起胸膛，走出人群，宁肯自己牺牲，也要保护乡亲。”
“回答得好，很好。坐下！”
全班同学如释重负，恍然大悟。
正确回答的，正是李讷。
当时，我为有这样好的学生，深感自豪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几十年了，往事仍历历在目。
去年来京才听同学说，李讷和同龄人一样，经历了不少磨难。原来在校过寄宿生活，有阿姨照顾，独立生活能力都是比较差的，也可说是低能的。
老师，当然对自己的学生比较了解，这对李讷来说，经历磨难，是有益的。她在磨炼中努力完善自身，也在生活中不断前进啊。
她生在革命圣地延安，吸着老区人民的乳汁长大，成长在毛主席身边。毛主席生前的愿望：
李讷应当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
这是当时老师们都知道的。李讷，自当永不相忘。
能不能呢？这就是当老师最关心的问题。
巧极了，我原写到这里已知之不详，想搁笔了，可巧看到《北京日报》对她的访问记。
我读完文章又仔细看了她小时和现在的照片。果然，李讷已经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在首都市民里，公开乘坐公共汽车到毛主席纪念堂去，又回到与普通市民一样的家里。
李讷用自己的生活，回答了毛主席的愿望。
释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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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矛 |
梦想成真 |
弟弟金矛从小就是个聪明又憨厚的小男孩儿。记得刚到北京上小学时，爸爸妈妈和我们都是供给制，全家人在机关饭厅里吃饭。爸妈只有很少的津贴，供买肥皂、牙膏用。但是每个月发了津贴后，爸爸总要挤出一点钱来带我们去打牙祭，一碗馄饨一角钱，再加上5分钱一个芝麻烧饼，饼中夹一点最便宜的肉――酱猪头肉，那是我们最美的享受。每次吃饭时，爸爸总要叫上一两个同事，在坐等着馄饨的时候，爸爸和叔叔们争着给我和弟弟出心算题，无非是加减乘除而已，让我和弟弟抢答。几乎每道题都是弟弟先说出正确的答案，我总是落后，弟弟多聪明呀！1954年小学毕业时，我们俩都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铜制的“品学兼优5分”奖章。
弟弟最爱和小伙伴们玩打仗的游戏，从小就想当兵。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，弟弟看着那些身着军装，佩戴肩章的将军们，十分敬慕。一天，弟弟找了一块硬纸壳，又画又剪，给自己做了一副肩章和领章，用针线细心地钉在了自己衣服的肩上和领子上。他喜气洋洋地穿上了军装，又扎上了皮带，把自己“武装”起来，俨然一副将军的威严英姿！我们童小鹏叔叔给他拍下了这张照片。照片中深藏着弟弟童年的将军梦。
小学毕业时，弟弟考进了北京四中，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。那时他也曾想报考清华，因为四中号称清华的预备队。但是周恩来总理教导高级干部子弟说：“旧社会有句话‘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’，现在应当转变思想，‘好铁要打钉，好男要当兵’。高级干部子弟要起带头作用，要去当兵！”四中的老师们响应号召送尖子学生去学习军事技术，弟弟也在保送生之列。他服从党的需要，愉快地进入“哈军工”，学习舰艇设计，成绩仍然优秀。毕业后他又服从分配到芜湖造船厂去当了军代表，干最基层的技术工作。他一贯喜欢动脑筋，热衷于钻研技术。可是，“文革”中受爸爸株连，他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专业，复员回北京，分到一个小小的电控厂当了9年工人。然而，他仍然锲而不舍地自学电学知识和技术，扩充了知识结构，“文革”结束时居然考取了一个电器工程师！后来，弟弟因技术好，被海军召回，仍然从事装备技术工作。
20世纪80年代末，弟弟调到海军在上海的办事处担任总工程师。一次，他被派到国外去验收一批装备定货，在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时，突然发现设备上面有少许油迹，就对外方技术专家说：“这部机器的铸件有缺陷。”那位专家眉毛一扬，说：“我们的技术绝对可靠，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”经过一番争议，弟弟坚持让他们拆开了机器，一查，果然有缝隙！外方专家目瞪口呆，并敬佩地说：“金先生，我们应该把您的照片挂在车间里，让所有的工人看见您的照片就不敢出废品！”
弟弟于200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，当年的纸肩章变成了金肩章，他果然圆了童年的将军梦。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一个初夏之夜，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，忽听有人敲门，我起身开门，门外站着的竟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张宝章和阎文珊夫妇，他们打着雨伞，冒雨而来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赶紧请老师进屋，他们落座后问我：
“你最近发表了什么讲话吗？”
“没有啊！”我一脸茫然。
“参加过什么会议吗？”
“没有啊！”我有点奇怪，使劲回忆，猛然想起来了：
“啊，对了，我前两天出席过××日报一个座谈会，是讨论影片×××的。”
“你说什么啦？”
“没说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把影片改编和小说原著进行了比较，肯定了影片的思想艺术成就。”
“别人说什么了？”
“出席会议的十来个人，别人都是批评意见。”
“你了解这次会议的背景吗？”
“背景？我知道一点，可我认为我是实事求是的，我看不出影片有什么政治问题。”我老老实实地说。我自信共产党乳汁哺育长大的我，立场和观点没有问题；而且，我从小就不屑于随风倒和人云亦云……老师把这个会议的背景跟我说了一遍，又告诉我有位出席会议的同志很为我捏一把汗，他推测我可能是一个育英出身的人，便给张老师打电话，将我可能遭“出头鸟”之祸的险境告知了张老师，两位老师接了电话，连忙冒雨来通知我，还谆谆告诫：
“可别给人家当靶子呀！”
第二天，我立即跑到报社。毕竟是80年代了，报社尊重了我的不发表权。
我内心充满感激，育英师生的情义真是地久天长。可是转念一想，我都40大几的人了，却还要让两鬓斑白的老师打着雨伞为我遮风避雨，对我百般呵护。而我呢？真是一个身患“自我保护能力软骨病”的人。愧疚之余，我不禁反思，育英的成功教育中，是否也有不成功之处呢？育英教育的超前性是应该肯定的，但是，过分超前，太理想化，只讲光明面，忽略阴暗面，只讲人性真善美，忌讳人性假恶丑，无疑是脱离社会现实的。不言而喻，理想永远是人生的指路明灯，在
现代教育中也不可或缺，然而，把校园营造成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，把孩子们封闭在世外桃源中，企图培育成圣人，这些“圣人”对社会的复杂性，对人生之路的坎坷性，一无所知，融入社会的能力也就大打折扣。记得小学时，每周各班召开生活检讨会，同学之间，师生之间能够开展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人人与人为善，个个推心置腹，闻过则喜。育英校园营造的浓浓的色香味俱佳的和谐人文氛围，养成了育英人真诚坦荡，心直口快的性格，以至于我在校、在家、在父母面前、在机关，一遇到不正确的言行，不论父母长辈，脱口而出一句话：给你提意见。那真是心口如一，言行一致！育英塑造的这种正直无私的性格，让我一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好评；但也引来了一些误解和怨恨，甚至打击报复。育英人中如我一般无害人之心，更无防人之心的准傻子不只我一个！误以为尔虞我诈，相互倾轧，落井下石，墙倒众人推等世风早已“俱往矣”留给了旧社会；误以为自己面临的是纯洁而又纯洁的理想国，这种不设防的心理往往在人生之路上意外碰壁，以致头破血流。育英人在“文革”中遭难者甚众，除了受家庭株连等政治和社会历史原因之外，主观上“自我保护意识”的缺席，适应社会生存能力的残缺，不能不承认是人生的教训。这，是否也是育英教育的败笔呢？在我们感激母校而怀旧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应当深思一下呢？
（摘自《在育英，我们走过童年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，定价：28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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